《底片探寻熟悉的陌生人》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摄影家个案的专著。作者从查阅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胡武功所摄的底片入手，以采用底片对比、多底关联分析等研究方法为主，辅以被研究对象的文论、日记等文本互证，试图还原摄影作品的产生过程，剖析摄影家的思考与拍摄，追寻他们的性格与精神层面的特质。
由于作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参与、经历了中国摄影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生活中也是私交甚好的朋友,因此，比一般研究者掌握更多的史实和细节。综合社会情境、个人体验、摄影实践，以此作为解读脉络，为广大对影像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生动独特的分析角度。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小波说：《底片》是中国图像比较学的开山之作。
西方视角的摄影史基本是一部工业革命提携出来的视觉文化史，中国不在工业革命的行列，视线不及在情理之中。今天，工业革命的烟囱已经冷却，信息时代的键盘正在各国敲响，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浪潮推涌着重新洗牌。
侯登科、胡武功和国外的同行不同，他们不是以用照相机创造出平衡与秩序为乐趣，而是拿着照相机直接奔向所爱所无奈的人，这一点有些像萨尔加多和马丁•帕尔。作为中国较早产生自觉意识的摄影家，他们嗅到祖坟中腐朽刺鼻的味道，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的自信心，却激起坚定的批判信念。他们不愿意轻率说拥抱生活，“拥抱生活如同拥抱刺槐”（侯登科语），他们也从没有想过要逃避现实，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他们最多就是长叹一声，然后拿起相机继续复制身边庸常的生活。他们的价值在于通过他们长期的体验，物化在胶片上成为自己生命的佐证，从而也见证一个时代。1980年代中国尚未走出旧有意识的迷宫，朦胧中似乎感觉到新时代的足音kok中欧登录入口。不知晓方法，看不见先例，除了尘土飞扬矛盾重重的黄土地，一无所有。
侯登科、胡武功在这样的环境中摸索，也常常动摇个体的自信心，侯登科在1992年4月21日的日记中感叹：
我不属于世界。当我读完《摄影大师对话录》的最后一页时，敬佩和自悲拧成一声叹息。我面前的这些世界级的大师们，没有民族、没有国籍、没有信仰，没有一丝一毫政治标识和意识形态的徽章。他们通通是世界公民，有的还是宇宙公民，他们是人类的，是人类的摄影师，他们不从属于一个特定的政治信仰，虽然各有其自然的政治背景和信仰意愿；他不只为一个民族服务，只记录一个民族的历程，但他们却自觉地关注着整个民族类型的不同状态；他们是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捷克人的集合，超越了这个集合他们发现了属于人的最常态的非常态的东西；他们不宣称自己是为摄影而摄影或者为人性而人性，但却都执著地从自己的角度关注着、表达着、揭示着，体验着人性的某一个特定的方面：灾难、痛苦、宣泄、补偿、幻想、存在、、情感、精神乃至自虐和他虐；他们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视点和归宿。有的放任，有的严正，有的轻松，有的苛薄，有的戏谑，有的正视，有的超脱，有的参与，有的高高在外，有的深深及里，有的把摄影视为媒体手段，有的把摄影视为艺术、目的……有的把人类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有的把自己的命运当成人类的命运，或者例外和侥幸；……有的把战争和苦难当成自己殉情的途径，有的享受于美色和幻觉……我惊奇的是，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曲里拐弯地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热情，仿佛政治是一个压根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无法去强调的东西……我更惊奇他们没有一个人从自己的民族笃信出发，始终如一或者零星间断地去玩味和留恋自己的文化的精粹或者糟粕。更没有像我们国度里许多艺术家一样，要不就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深埋在故土里，要不就拔根而起自我张扬。
……他们如此各拍各的各尽所能，自觉自愿地发挥了摄影的功能。我并非在听他们对话，我看见的是与他们的现实差别、文化的差别、人性的差别。比较是气馁的，我与他们的差别太大了：他们是世界级的摄影大师，而我只是一个民族的一块土地上的见证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身上大多没有政治的枷锁和禁锢，我却从生存到摄影全都缚着绳索！……不能比，的的确确不能比，不能比的不是摄影，而是人，是人的存在状态，是这个状态赖以存在的历史前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身上承负了过量的东西，又谈何自由？……或许，最大的区别正在于，他们的人性状态基本上是一种真实状态。
很侥幸，我还是多少发现了一些我与他们的相仿之处：在认同的基础上去寻求相同、相通。我还是在比较中发现了一个虚假的自我，“我第二”，并寻求整一。即便我仍然分裂乃至至死分裂，起码我懂了应该尊重人、爱人，而不只是理性地去批判、去忏悔。
我很喜欢那个说自己在时颇俱进攻性的女摄影家；我更敬佩那个跪下去拍摄那未经默许的女人的女人的虔诚；我喜欢马克•吕布；我唯一不愿认同的是寇德卡，他太顽韧！我应该像他，但我决不能像他，他是我唯一感到嫉妒的人。……
为什么侯登科这样一位看起来挺强势的人会如此感叹呢？他的1990年9月19日日记似乎可以作答：
瞬间的发泄，促成我下定决心，向萦绕于心的最后一缕虚荣告别了。上午为工作的事，与部长大吵了一阵，许久憋在心中的烦恼和怨恨一泄而出，与其说是怨别人，还不如说是怨自己！我知道同志们对我是一片好心，领导也不错，但不能干下去了，我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去承担一种虚伪的责任并为自己换来一点虚荣。我不是当官的料，我的全部思想与我所应尽的职责之间无法获得协同。即是为了生存，我也无法把本不情愿、本不是、本没有的东西与自己的心血掺和在一起，意识形态的虚伪和职业责任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有什么能比变卖自己的理智和才能更为痛苦的？没有的东西也要写成有；有的东西要乔装打扮胡乱拔高；最苦的莫过于还要闭着眼把它们织罗进一个冠冕堂皇、条理分明的逻辑框架之中，再涂上一层政治思想工作或者精神文明的信仰圣油！工作，宣传工作就是活受罪，怪不得一个个离开宣传部的人都不愿回来！
一名知识分子被派往工地筑路，他可能要干好几年。 河北 1965 马克·吕布 摄
著名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不见得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但是他镜头下的中国却生动传神。侯登科、胡武功和马克·吕布不一样，他们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系统的教育，也没有可能游历世界获得更多的参照。他们只有坚定地把镜头对准身边熟悉的人和事，注重个人“体验”的拍摄方式。当然,对于摄影这种媒介,它绝不是唯一的方式。
上午我一气之下写了辞职报告，汤部长给撕了，撕了我再写，我恳求他，也给我一点自由！我知道他器重我，爱护我，更知道他深为自己一时的急躁而引发的事端不安，但我顾不得这些了，我甚至乞求他：难道我就不配有这么一点做人的权利！他无言！这就是我的机遇。副部长，这是我向昔日告别的最后一瞥么？辞职书，这是我理智战胜虚荣的最后抉择吗？我跪久了的双膝，能在这最后的抉择中一跃而起吗？我不知道。我可怜的胃仍然喜爱面条，我也就大概不会彻底站起。那么，半跪半蹲吧，愿从此不再失眠，不再把无奈的思索奉献给那些该死的文字和经验材料，为生存出卖自己的诡谲。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一个一工作就一下子被卷进铁路公有制固若金汤的生存类型中二十五年的人，他根本不配谈论什么自我生存和自我，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靠公有制、铁饭碗喂养起来的人！他接受喂养的不只是物质，更是精神。它在理智层次上向着自我批判和反思而生发的种种叛逆精神，在以他自身生存的种种懦夫精神较量中只是纸上的画饼，是耐不得饥饿和磨难的。这也可以说明自己也曾五六次有机会离开这个职业去寻找一个更“适合”于摄影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时为什么最终还是缩了回来。自己每一次都是以各种现实的理由把自己劝住了。其实不用劝自己也走不了。习惯了必须依靠什么才能站住的，怎么能舍弃依靠？什么是自我？我的自我仅一根拐杖的自我，支撑着。真的放手，“我”就无用了，多荒唐！
侯登科的认真自省披露了中国人不自信原因的一个断面：生存依附于一个荒唐的游戏规则中，“跪久了的双膝”怎能一跃而起？没有个人自由的一跃而起，岂有民族的自信！
胡武功的状态和侯登科不太一样。忙得“鬼催火”的时候，他自信心不但是有，还往往要膨胀出来。在找不到感兴趣的拍摄物，尤其是找不到具体的战斗目标的时候，他会有点蔫，也常叹摄影路在何方？无论如何，万幸的是这二位除了拍照片、写文章，对做别的事情没有兴趣，这让他们坚定走下去。甫一踏进21世纪，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影友潇洒地“玩”摄影、进画廊，胡武功仍然一面抨击现实一边寻找干“事儿”的机会，侯登科依然在琢磨照片和现实之间的纠葛，拍照片！写文章！坚持就是最大的自信。尽管时有固执，但那只是摄影对历史的执拗而不是对于新时代的抗拒。
2011年两岁半的小伊伊坐在动车上，妈妈用手机拍了这张照片放在微博上传给亲友们，随即发生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小伊伊是最后一个获救的“奇迹女孩”，其父母已确认双双遇难。就是这张照片感动了亿万民众的心，也成为问责事故的助动力。
中国的现实常常有些吊诡，《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这个鸿篇巨制的摄影展好像是为之前的实践做的总结，它2006年开始在欧美巡展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中国纪实摄影运动已经渐渐接近尾声。中国纪实摄影运动落幕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发生了巨大地变化，它给摄影人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社会渐成多元之后，以张扬人性的名义来突破题材禁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题材挖掘转变为人性挖掘的时候就不是简单的你去拍到了就大功告成，它对于影像要达到的深度有了更高的要求，遗憾的是很多中国摄影人忽略这样的考虑。再比如，当前的社会矛盾无疑是公众瞩目的焦点，诸如等问题，但照片的特点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摄影如何表现此类暗箱操作的事情？业已揭露出来的事件更适合单纯传播信息的新闻摄影去完成。
2012年6月11日，网友在华商论坛发帖称: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一位怀孕7个月的母亲，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将其腹中胎儿强制引产。此照片在网上迅速传遍全世界，成为无数人关注的事件。
深层的原因更在于全球化的语境下，摄影技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为影像全民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专业摄影师必须主动迎接影像全民化的挑战。中国纪实摄影师整体上没有做好这种准备，谢幕是必然的。中国有志于社会担当的摄影师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个人摄影形态和全民化影像的差异在哪里？随着公民自由、自主意识的大面积觉醒，精英式的先锋精神该用什么形式发扬？过去的挑战是意识形态一支大手迎战，今天又添了经济利益集团这只巨掌，你该如何招架？能力卓著的摄影师是画廊青睐的上宾，原本是为了“不让历史留下空白”，现在有买家奉为艺术，何去何从？近年几次推动社会改革进程的照片均出自无名的、非摄影人之手，专业摄影师准备如何超越？在新的时代，摄影师自己还找不到自己在哪，仅奢谈立场、态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就能完成的，它依赖一批新人以更高层面的自觉意识、自主精神、自省品性去探索。纪实摄影首先不是供人们消遣的，它的本质是要借助传播产生社会影响，最终促进社会调节，这是画廊难以达到的层面。虽然在全球化时代纸媒和专职摄影的队伍开始萎缩，但使用摄影手段参与社会变革的趋向不会改变。在信息社会，视觉成为大众的表达方式，也成为新媒体的资讯手段。纪实摄影不再属于专职摄影师的专利，无论是纪录还是传播，它都全民化了。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我们更不能僵死地划分摄影分类的定义与地盘，一幅照片会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直接引起照片主体性质的改变。在2011年“7•23”动车特别重大事故中，小伊伊的照片是她的妈妈在旅途中用手机拍摄的纪念照，（图1）但是这张微博留影成为牵动亿万人心的照片，成为促进事故问责的助动力。2012年6月镇坪县为计划生育强制大月份产妇引产的照片据说是产妇的家人拍摄的证据（图2），它在网络上迅速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纪实摄影的本质是用人本主义的立场参与社会构建，因此它既不会僵死于一成不变的规则，更不会消失在“纪实摄影运动”的落幕。
从这样的角度说，侯登科的去世蕴含了一种象征：他死于胶片时代即将终结，数码时代拉开帷幕的2003年初；原本较为单一的作品出路转换到报刊网络大战和画廊此起彼伏的策展；从观察方法到表达方式，他又是一代新人和一代旧人交接的当口；此时，中国纪实摄影运动即将进入尾声。这种象征意味无疑增加了他的魅力。胡武功则是另一种象征：进入21世纪，全国有一批80年代的激进摄影青年如今功成名就，纷纷掌握了资源平台和话语权，新的形势赋予了新的挑战。在这批名单中也包含胡武功这样的自由思想斗士，这让世人得以观察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试验过程，目前，实验还在进行中。
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包含了政治策略、经济模式和思想文化。由于中国近一百年的特殊状态，所以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不管有多么轰轰烈烈，它都不是在引领世界的潮流，而是挣脱羁绊奋起直追的准备，是修复“断层”，是企图延续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链条。不过从世界格局来看，它又成为人类在20世纪的重大事件。这个启蒙时期的产物虽然不一定称得上文化本体的创新成果，但是只要它贴切地对应那个时代人物的内心，就必然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笔重要财富。中国纪实摄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发展进程到了那个阶段，是摄影作为一种见证方式必定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中国纪实摄影的确受到欧美的影响，这是传承普世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必然选择。中国社会纪实摄影客观上形成了一场社会文化运动，其实质还是现代性启蒙的组成部分。它跟、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力配套，是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是校正社会发展的参照系，是审视人性、观察命运的镜子。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社会纪实摄影的最低目标：永远有人坚守人本主义立场观看身边发生的一切。最高目标：坚守人本主义立场的观看在法律的保护下成为常态，无论这位拍摄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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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生于辽宁，军营6年，工厂9年，之后为职业记者，是摄影界“陕西群体”的重要成员。他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首都文明基金会中华文明摄影学术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1986年摄影组照《出征》（与侯登科合作）引发了中国新闻摄影观念大讨论；